刘禹锡喜欢微文讥嘲，但他的创作，从写作手法来说，可没有故意求新，从而背离正统规范，所以深得裴度的赏识。

《旧唐书·刘禹锡传》：“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游玄都观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19]说明裴度的荐举刘氏，虽因政治上的原因未能如愿，但是毕竟由此而使他进入宫廷文人学士的行列之中。自此之后，在裴度的提携下，仕途也就平坦起来了。

盛唐时期名家辈出。诗文上的成就异常突出。中唐时期的文坛，继承这一时期的成果，自然会把沿着盛唐的创作道路而向前发展的人视为正统规范的体现者。刘禹锡的诗文创作，正是上承盛唐成就而来的，王士稹《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曰：“中唐之李益、刘禹锡，晚唐之杜牧、李商隐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云。”许印芳《律髓辑要》卷二曰：“文章一道，总不能离起承转合之法，用之无痕者，作用在内，暗起暗承，暗转暗合，暗中消息相通，外面筋骨不露。盛唐诗气格高深，意味深厚，其妙在此。愚人但以形貌求盛唐，谓其无甚作用，谬矣。晚唐及宋人诗，作用在外，往往露骨，故少深厚之作。惟中唐刘中山、刘随州，犹有盛唐遗意耳。”由此可以察知裴度激赏刘禹锡的原因。他不推荐韩愈、白居易主持御前笔札，而是推荐刘禹锡知制诰，正是因为刘氏的创作符合文坛正统规范的缘故。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八中叙及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一诗时，纵论柳、刘创作上的得失，且与白居易的创作相比较，颇有启发意义，可以参考。方氏曰：“柳子厚才又大于梦得，然境地得失，与梦得相似。”“大约梦得才人，一直说去，不见艰难吃力，是其胜于诸家处；然少顿挫沉郁，又无自己在诗内，所以不及杜公。愚以为此无可学处，不及乐天有面目格调，犹足为后人取法也。”从刘、白二人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应该认为白胜于刘。

我在本文开始时就引用了李肇在《国史补》中论述“元和体”的一条文字，进而介绍了韩愈、孟郊、樊宗师、元稹、白居易、张籍等人的创作特色。读者不难看出，当时文坛上也享有大名的柳宗元、刘禹锡二人却是没有名列其中，这很值得深入体察。柳、刘二人与上述两大流派中人都有至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创作成就也足与上述各家并列而无愧，李肇存而不论，确是另有其原因。看来柳、刘二人的创作并不具备“怪”的特点，他们只是沿着前人提供的条件正常地发展，在写作技巧上没有做出开拓性的努力，所以不能在这百舸争流的浪潮中代表某一方向而前进，在文坛上没有形成某一具有特色的流派，所以李肇才不加论列的吧。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5月）

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

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卷三评《永贞行》曰：“此诗前半言小人放逐之为快，后半言数君贬谪之可矜，盖为刘、柳诸公也。”

陈祖范《记昌黎集后》曰：“予读韩文公《顺宗实录》及《永贞行》，观刘、柳辈八司马之冤，意公之罪状王、韦，实有私心，而其罪固不至此也。……退之于伾、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进退祸福，彼此有不两行之势。而伾、文又速败，于是奋其笔舌，诋斥无忌，虽其事之美者，反以为恶，而刘、柳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史家以成败论人，又有韩公之言为质的，而不详其言之过当，盖有所自。予故表而出焉，非以刘、柳文章之士而回护之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