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大主张又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伦理思想，也是墨子学说的理论基础，即兼爱。

墨子认为，当时的整个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家与家之间的相互掠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伐，乃至于君臣间的不忠诚、父子间的不慈孝、兄弟间的不和睦……其最为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无差等的爱，如果人们能够做到兼爱，那么就会“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从而达到天下的大治。而如果世人都兼爱了，就会互利互惠，并因此而达到非攻；因兼爱天下百姓而讲节用、节葬和非乐，并用天志说来限制人的浪费；以明鬼为推行兼爱的手段，并打破天命论对于兼爱的阻碍。

其实，儒家也是讲“爱”的，所谓“仁者爱人”即为此意，但儒家的爱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是有差别的，而墨子的兼爱却是无差等的爱，是所有的人之间互相平等的爱。虽然，也许我们会觉得这种理论空想成分过多，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爱，永远是人类烟水苍茫的历史长河中熠熠闪烁的粼粼波光。

二是政治思想：即尚贤、尚同、非攻。

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虽然受生产力状况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但是，统治者与各级当政者的个人品质及特点也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一种政治体制，其最为核心的政治活动便是官吏的选拔。而墨子所认定的“为政之本”就是尚贤，他的尚贤极为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唯贤是举。仅此而言，其思想之高远与宏达已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思想家。更何况墨子在此篇及后边的《尚同》篇中也隐约表达出帝王也当由此途径而出的意思，这更是石破天惊之论，有人把他当作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源也不足为怪。当然，此后墨家学派之所以从显学而变为绝学，这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从根本上危及了统治者的地位。

尚同则是要讨论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墨子认为一里之人要统一于里长，一乡之人要统一于乡长，一国之人要统一于国君，而天下之人要统一于天子。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幻想中，墨子把全天下组织成了一个纲举目张、有条不紊的系统。只要能够达到以上级的是非为是非，就会统一而不会产生混乱，这一主张也反映出墨家理想化而又简单化的大同愿望。当然，墨子也考虑到了这种主张理论上的漏洞，所以，要联系他的尚贤论与天志论来理解。从兼爱观念出发，在政治思想上，墨子还极力主张非攻。我们知道，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恰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而墨子不仅从他的理论基石——兼爱出发，也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充满愤怒地论述了攻国之不义，并以层层深入的比喻来论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荒谬。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墨子并非迂腐的说教者，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极为清醒，他知道只凭借道德上的良好愿望与自律幻想是不可能阻止战争的，所以，与他非攻相辅而行的还有他卓越的军事主张。

三是经济思想：即节用、节葬、非乐。

其实，如果可以脱略主张的具体内容而只抽象看待的话，墨子的主张中，最有永恒意义并在每个时代都有可行性的便是节用。这其实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核心。而就墨子所处的时代而言，节用的主张亦更显得重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类所能创造出来的生活物资较少，提倡节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在创造价值。基于此，墨子认为，人类所有的消费，都应该以满足最为基本的自然需求为限，如食能果腹，衣可御寒，杜绝一切无益实用的消费。其实，这也是针对儒家的各种繁琐规定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