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家庭中去培养德性、推扩良知？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如何在家庭中去培养德性、推扩良知？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 立志做圣贤。人的志向如大海航标，是人生修养的根本，王阳明说：“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示弟立志说》）立什么志呢？成圣贤。如开篇所说，王阳明自幼就立下了做圣贤志向，这也是宋明理学家的共同人生理想。立志做圣贤，就应该以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这些大儒为榜样，在家庭、社会生活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期许与要求，他这样教诲侄子王正思等人要“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立志要趁早，因为“人方少时，精神意气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颇易”（《寄诸弟》）。人随着年龄渐长，受到习气的熏染就越深重，特别是来自世俗声色功利的压力与诱惑，他告诫妹婿徐爱要坚定志向，“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与徐仲仁》）。当得知弟弟王守文贪色纵欲而身心孱弱，他痛心地责问：“弟既有志圣贤之学，惩忿窒欲，是工夫最紧要处。若世俗一种纵欲忘生之事，已应弟所决不为矣，何乃亦至于此？（《与弟伯显札》）

从事圣贤修养的事业叫“德业”，与科举求俸禄的“举业”相比，对于人生有着更根本的意义，但德业、举业并不对立，而是“二业合一”。德业有成，则举业可以事半功倍，用王阳明的比喻说，是“打蛇得七寸”，因此他反复强调要有志于德业，不应以举业为重，对愿意科举的亲人他会鼓励、指导，比如徐爱，他就详尽地传授应试经验，而当得知侄儿学业有进步，他会“喜之不寐”。而像儿子王正宪这样不是当官的料，他“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知道正宪“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总之，现实人生的追求必须由道德理想志向来统摄。

2. 勇于改过。从儒家性善论出发，王阳明坚信人的本心（良知）是圆满无缺的，意念与行为的过失都是由于后天习染而起，即便有过错，本心仍是明明白白的，有自我审查、纠错的能力，可以一念自反，当下觉察到过错，回归到本心的昭明状态。他在家训中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人能时时戒慎恐惧，不断觉察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勇于克治，才能持续进步，哪怕是圣贤，也是如此：“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寄诸弟》）

在生命的诸多过失中，王阳明认为骄傲是根源，也是人最容易犯的大毛病。他告诫儿子：“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于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为臣而傲，必不能忠。”所以他劝勉子弟戒惩骄躁，以谦卑持身处世，“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人。”（《书正宪扇》）“谦”对于“官二代”子弟来说，确是对症之药。

3. 亲师取友。王阳明固然强调本心自觉、立志之于成圣贤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意识到“独学”带来的孤陋弊端，故此他反复申明立志须与亲近“先知先觉”的师友结合在一起。他告诫弟弟们要多向先觉者就正取益，“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辨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示弟立志说》）。这种既坚持探索真理又尊重师长的态度，情理兼顾，无疑是正确的求学心态。他晚年离乡赴任时还特地写了《客座私祝》提醒来访伯府的客人，也训诫子弟要慎重交游，警惕那些居心叵测、诱人邪僻的损友，多团结“温恭直谅”的同道君子，“德业相劝，过失相规”，齐心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

4. 严治家政。随着家族声势壮大，门墙内外的桀骜不驯者、无所事事者、趋炎附势者、勾心斗角者也日益增加，这让王阳明越发感到不安，“念及家事，亦有许多不满人意处”，甚至怒斥这些不肖族人乃“操戈入室，助仇为寇者也，可恨可痛！”他对亲信的品性都仔细观察过，还点名批评过几个人：弟弟王守度“奢淫如旧”“颇不遵信”，经常抵牾总管魏廷豹；仆人宝一贪图小利，宝三“长恶不悛”，来贵“奸猾，略无改过”，添服、添定、王三“只是终日营营，不知为谁经理”。

他期待每个家族成员都守住自己的本分，看好家门，低调做人，所谓“家中凡百安心，不宜为人摇惑，但当严缉家众，扫除门庭，清静俭朴以自守，谦虚卑下以待人。尽其在我而已，此外无庸虑也。”（《又与克彰太叔》）

于是他一再叮嘱家众遵从他颁布的告示训令，服从管家的管束，“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一应宾客来往，及诸童仆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尤戒饮博，专心理家事”，“不得听人诱哄，有所改动”，“但家众或有桀骜不驯不肯遵奉其约束者，汝须相与痛加惩治”（《寄正宪男手墨二卷》）。

遗憾的是事与愿违，王阳明没能在有生之年解决家人不争气的问题，他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嘉靖八年（1528），在广西完成平叛任务的他自觉病重，苦等不到朝廷的批复就仓促返乡，半途病逝于江西客舟上，享年57岁，留下孤儿寡母及大片家业。在外侮内衅侵逼之下，家族很快就式微了。外侮包括来自朝廷政敌的打压，诋毁他的学说是伪学，以擅自离职的罪名剥夺了“新建伯”爵位及恩荫恤典，而悍宗豪仆、宗族子弟、家众童僮等也趁机内讧，为非作歹，用阳明弟子黄绾的话说是“家事甚狼狈”。于是以黄绾、王畿、钱德洪、王艮、薛侃为首的一帮弟子就介入王家事务，承担起“保孤安寡”的工作。他们的做法是让已经19岁的继子王正宪管理家务，嗣子王正亿才2岁，好好抚养成人，日后倘若爵位恢复，由正亿继承，王家其他成员扶植孤寡。先“严内外”，把豪仆恶少清除出门，再“分爨食”，让正宪、正亿兄弟俩分立门户，重在保孤安寡，轻财产分配。这些行动，从礼法情理都是名正言顺的，但也难免造成正宪、正亿兄弟两人“离仳窜逐、荡析厥居”的局面，各自走向独立的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