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洪曰昔南元善者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

德洪曰：昔南元善者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也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3。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4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5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6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忿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所南元善：名大吉，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官至户部郎中、知府，王守仁的学生，曾刊刻《传习录》。因支持王学被罢官后，归陕讲学，致力于王学的传播。也 徐成之：名守诚，绍兴人。3 “吾师自谓”两句：语出《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答徐成之》。南宋淳熙二年（公元者者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朱熹与陆九渊进行了一次学术辩论，陆讥朱为支离，朱讥陆为空渺。朱陆门户之争历数百年，阳明之前，朱派一直占上风。4 《答人论学》：即《答顾东桥书》。顾东桥，字华玉，号东桥，江苏江宁人，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阳明友人。少有才，工诗文。5 罗整庵：名钦顺（公元者465—者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归家，潜心学问。早年笃信佛学，后崇举儒学，著有《困知记》等。6 聂文蔚：名豹（公元者487—者563年），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进士，官至太子太保，曾会晤王阳明，后以王门子弟自称，著有《困辩录》等。

德洪说：从前南元善在浙江刻录《传习录》上、下两册。下册摘录了先生的八篇书信。其中在给徐成之的两封信中，先生自己说“世人肯定朱熹而否定陆九渊，这种定论已经存在这么久了，要一下子改变过来很难；这两封信姑且是为了调和两家学说，使人通过自己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元善把这两封信放在下册的开头，目的也是这样的！而今朱、陆两家的争辩已经大白于天下很长时间了。我刻先生的文录时，把这两封书信放在外集中，表明书信中的观点不完全，所以本次就没有再收录。

其余关于知、行本体的论述，最详细的莫过于回答顾东桥与回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等人的四封书信。而论述学者日常用功学习的格物理论，最详细的莫过于答复罗整庵的书信。先生一生冒着被天下人诽谤诋毁和诬陷的危险，虽九死一生，也不忘到处传播自己的学说，只害怕我们不知道他的学说，而沦为追逐功名利禄和算计之中，以至于一天天堕落为野蛮之人和禽兽为伍，而不能领会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奔走呼号，直到他死去才停止。这也是孔、孟以来圣贤的良苦用心，即使是门人学生也不足以宽慰他的情怀。这种情怀，在回答聂文蔚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详尽。这些信都是仍旧按照元善以前所刻而录的。而揭示孟子说的“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功夫的论述，简洁明白，使人一听就能入手，这一点讲得最明白的莫过于先生回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所以在此我也增录进来了。

元善在当时天下群起攻击先生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奋不顾身地把先生的学说发扬光大，以至于遭到奸臣的排斥，但他还欣欣然地以今生得到了先生的学说而庆幸，心中没有丝毫愤怒和郁闷不平。他刻录《传习录》，世人只看见它对同学们的学习有很大帮助，却不知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我现在对其版本所做的增删，是出于对于目前情况的考虑，而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者，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同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所“故先生”一句：王阳明早期曾强调“诚意”的重要性，他所著的《大学古本序》第一句就是：“《大学》之要，诚意而已也矣。”

你来信说：“现在的学者只注重外在的知识追求而忽视了本心的存养，知识虽然广博但不得要领，所以先生特别提倡‘诚意’这一点，针砭时弊，使那些病入膏肓的人有所醒悟，真是大有裨益呀！”

你对时弊洞察得如此透彻，你打算怎样纠偏呢？显然我的思想观点，你已经悉数领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还有什么好说！至于‘诚意’的学说，本来就是圣人教人用功的根本出发点，但是近代的学者却把它放在了次要位置上，所以我简略地把它的重要性提出来，并不是我本人的特别提倡。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者、定慧、顿悟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